中国工厂,越南江湖:我们千里南下看到的真实淘金故事|《财经》封面

【发布时间: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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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厂,越南江湖:我们千里南下看到的真实淘金故事|《财经》封面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 2020-07-19

从成熟细分的中国制造业市场来到越南这个折叠的商业世界,机会骤多的同时,也步步都是风险


文|《财经》记者 陈潇潇

编辑|谢丽容

封面设计|黎立


2019年12月的一天,下午4点,李世华叫人把灯都打开,好让人看清楚他的厂子。新刷的白墙,硕大几个字,“只要结果,拒绝理由”,下面是一串不太地道的英文翻译。我们身处越南北江省的一处工业园,往右几家狗肉店,往左就是富士康。


生意来了,他心情不坏。产线总共四条,“两条定给了富士康。”他做的是SMT贴片,一种电子配套的粗加工,但随时想证明自己的实力。“立讯也做,都是世界级的企业。”


几位客户从东莞来,在一处货架旁停了下来。


“这个怎么防静电?”


“我们有防静电的盒子。”李世华理解客户的潜台词。在电子产业链发达的东莞,这种配置只能算作坊。但他不着急,客客气气,请客户喝茶。他清楚自己的优势不是设备,不是装修,而是他在越南。


李世华40岁了,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履历。他倒卖过化工原料,做过模切,奋斗了20年,也只能在东莞运营一家几百万收入的小厂子。但在越南,他用一条微信就能够到巨头,谈起了上亿的生意。


他的原话是,与“世界”接轨了。越南,就是那个让他对接上巨头的折叠空间。


但哪怕再往前推一年多,2018年7月,人们听到的多半都是败兴而归的故事。多的是抱一麻袋美元,走地下钱庄,最后失败的中国老板。2018年李世华第一次来越南考察,大部分中国供应链企业正准备打道回府。大厂也难以幸免,富士康常年在越南只利用了两成场地,订单很少。


机会骤然而至。自2019年特朗普打响贸易战,越南因为一系列关税优惠政策,从中国承接了大批针对欧美的订单。2019年上半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26亿美元,包括11亿美元通讯器材。其中大头是苹果Airpods和富士康的。


越南胡志明市街头驶过的摩托车  图/法新


市场开始速成,但没有人预料到。有资本的公司都疯狂抢地、扩张,建筑执照还没到,地基已经打好了。出手最大的也是苹果的代工企业,歌尔和立讯分别追加了接近3亿美元置地,为的就是争抢更多订单。一位歌尔当地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2013年被三星逼过来配套,现在变成了一个好事。”


土地一时间金贵起来。北越好几个省的工业园忽然被一抢而空,地皮价格涨到了东莞的水平。这些此前无人问津的土地,多半未被开垦,一脚踩上去,全是牛粪。


2019年中国对越南投资超过400起,这还只是官方数据,实际上要多得多。一些中国厂商为了更快更容易拿地,选择从新加坡注资。王立林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政府喜欢更守规矩的新加坡公司。


王立林是东莞一家螺丝公司的市场主管,上游日系客户从2017年就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他认为越南存在真实的机会。三星、富士康、佳能,这是一个巨头林立却没有成熟产业链的市场,有配套供应链的机会。


在这个被资本、巨头、政府迅速催熟的市场,机会折叠了,虾米够到了大鱼,也吹大了欲望。但却始终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生态,一旦遇到外部不确定性时,也往往更为脆弱。和所有去往未知的淘金故事一样,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其实在走钢丝,只是最初没有察觉。


有巨头没伙伴的地方


王立林之所以愿意在越南赌一把,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竞争对手,但来了才发现,这里也没有赖以生存的配套产业链


到越南的第二天,王立林带《财经》记者拜访本地合作伙伴,一家电镀工厂。对这家公司,他很有信心,反复说,清一色中国进口设备,关键是“大”。老板是越南人,很靠谱,因为握手很紧。在越南,握手越紧,代表越重视你。


这家很“大”的厂子隐在一片树林背后。当天有球赛,不少工人请假,到处都是货架,一个工人蹲在地上清理螺丝,墙上挂着5S证书。王立林说,来了5次越南才找到这,是公司做成业务的底气。


等了半小时,一个工人跑过来说,老板不在。从工厂出来,王立林一路没话。我们都明白,老板爽约了,关键是理由:排放有问题,被叫去了环保局。


王立林很冷静,这不是第一次遇到“黑天鹅”。“都说去越南是赌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一个黑天鹅。”


在一个速成市场,随时可能踩到坑。租个厂比东莞还贵,合同签了可以随时反悔。当然,还有更大的坑,那就是找不到配套,哪怕只是做一颗螺丝钉。


王立林身处的螺丝行业,有电镀、热处理好几个配套环节。从东莞工厂出来,走几步就有大把配套厂。这是中国供应链的特点,千百个供应商环环相扣,像乐高积木一样搭成一张网,分工越细越有效率。


得益于齐全的配套,过去20年,公司只专注在螺丝上。从上世纪90年代的土瓦房,做到了东莞最大的几家之一,佳能、兄弟、ABB都是客户。他总结,能打入欧美日系客户体系,就是因为专注,“敢跟客户拍板,100万个里只有十个不良”。


但到了越南,专注成为了王立林最大的噩梦。


他埋怨当地没有“赶集网”,什么都要靠打听。一次,当地投资局官员推荐一个电镀厂,他兴冲冲找过去,厂子藏在村子里,连个标识都没有。老板摸出正在做的产品,一个镀好膜的手机框,一看,LG的。简直跟90年代的东莞一模一样,村子里盖作坊,满地是油,做完热处理,还要走20公里,再去做电镀。


找不到,就得自己做,这让王立林很纠结。电镀高污染,要达标准,多加20%的成本。关键“环保是一笔砸到水里的钱”,花钱去做产生不了“价值”的事。很多老板不爱碰这块。


北越是越南的电子产业重镇,政府早年通过一系列土地、税收优惠政策,招揽了三星、富士康、佳能等国际巨头。也因此旱涝保收,北宁工业局的一间会客室挂着“招财进宝”的大字,一位戴着劳力士金表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当地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里程碑,“不仅有三星、富士康,还有了五星级酒店”。


北宁一处工业园,已经卖出的地皮上还在放牛  摄影/《财经》记者 陈潇潇


但这是个有巨头,产业链却匮乏的地方。北宁、北江、仙山……这些地方都很相似。野鸡在公路上飞,田地漫无边际,农民随时在墙根下挖池,一旁就是富士康。


歌尔当地负责人从工厂走出来,只能找到一些印刷、包材,最多弹簧。作为一级供应商,2013年歌尔被三星要求到当地设厂,以保证快速反应。但电子产品的供应链是一个网状结构,一级套着一级,越往前端越难转移,尤其是零部件。歌尔80%的零部件依然要靠进口。


王立林之所以愿意在越南赌一把,就是因为这里没有螺丝。


2016年,佳能、兄弟等日系厂商往东南亚转移,王立林去泰国考察,当地配套发达,但日韩系的螺丝厂早已扎根,如果去,没有竞争优势。正在犹豫之际,在一个国际展会上,他听到很多在越南的日系公司抱怨买不到好的螺丝。


没有竞争对手,这是很多企业赌在越南的原因。


来越南前,李世华盘算过,贸易战一打,肯定有不少人把单子发过来。无论品质好坏,在现场就是优势。但他没想到,一下就对接上了巨头。


做生意,就不要怕圈子大。头像换成SMT机当广告,有人拉群,从不拒绝。大大小小的微信群,加了50多个。边喝茶边回复消息,两个手机轮流看。一天,富士康的采购人员在群里问,“有谁做SMT?”,生意就这么成了。


“做生意讲究的是诚意,都是大企业,产能要保证。你不在现场,怎么保证?”“商道酬勤”,他的厂子里到处都是类似的标语。


官方数字显示,2019年中国对越南投资增加了65%。官员指着墙上一面规划图,上一个十年规划出的土地,还没开垦的,只剩15%了。


有被贸易战逼过来的,也有看到市场机会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里有大厂的订单。


小厂的纠结


越南几乎没有本地市场,只能守着龙头企业吃饭


“以后想交易的,必须在越南。”李华就是这样收到短信的。为了降低成本和供应链风险,巨头每到一处,都想带着配套伙伴。李华感觉,过去只是要求,但贸易战一打,变成了“要挟”。


李华生产数据线里的铜丝,“十根iPhone数据线,有七根里的铜丝是我们生产的。”富士康是大客户,不来就喝西北风。


2018年底,富士康“要挟”所有一级供应商到越南办厂,以达到30%的本地制造标准。去年11月,富士康拆除成都产线,鼠标和键盘、苹果数据线的订单悉数到了越南。


五六家大胆的已经买地了,也有打安全牌的。先注册贸易公司,卡个位,拿下供应商的资格。或者边做边看,富士康扩厂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


北宁一处写字楼租赁处,工作人员示意空房不多了  摄影/《财经》记者 陈潇潇


李华清楚里面的利害关系,不来,订单没了,但来了,风险巨大。而且,越南还是一个小费国家。


逢年过节得定期打理,否则消防、海关查水表。春节一到,政府成了百货楼,现金、水果、名酒,堆满楼。还有张口就要20万美元的,很多官员在中国待过,饭桌上只喝白水,走时顺走茅台,“很识货”。


好处也有,只要肯花钱,插个队,搞个证,中国工厂都竣工了,日本人还在排队。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中国老板们经常感慨,在越南,很习惯,越南菜加点油就是中国菜了。


这些灰色支出一股脑算上,买地建厂回本要六年。前提还是上游订单有保证。“因为只要你来了,就基本被锁死了。”


李红旗就被锁死在了静电刷上。这种打印设备零部件,用于防静电,当地无法生产。静电刷本来是日本公司的专利,后来管理成本越来越高,交给了几家中国公司。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日企大批转到越南,李红旗的公司是唯一冒险跟进的。因此包揽了全球绝大部分份额。


成为行业冠军也有代价。在中国,有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生意不愁。但越南尚处市场经济初期,几乎没有本地市场,只能守着捆绑企业吃饭。


河内夜市到处都是卖越南制造的鞋店  摄影/《财经》记者 陈潇潇


静电刷一年到头撑死1000多万个,模具一开,一个月的量一个小时就做完了,但产线一停就是成本。最怕是6月,农忙来了,工人要回村割麦子,李红旗去算经济账,请假损失的工钱早就够收麦子了。工人回敬,“中国人就知道赚钱。”


遇到罢工就更惨,只好多备库存,资金链绷成弦,一旦上游订单下滑,“嘣”就断了。

他两手一摊,“说白了,越南就是一个中转站。而你就是客户在越南的零部件仓库,而且是免费的。”


决定来越南之前,股东群里鸡飞狗跳,保守方怕一旦出问题,国内输血,越南成了无底洞。


陈红是王立林的上司,大股东之一。她喜欢投资,一有钱就花掉。她坚信“要看准大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走出去”。就像她的人生,十多年前,她还是四川县城里的一个小学老师。


她的自信来自对国内市场的判断。国内制造业也不乐观,尤其螺丝是工业之米,过去很少活不下去的,去年一倒就是好几家,普遍业绩下滑30%。


大厂订单转移是主因,三星惠州工厂 一搬走,立刻有螺丝老板甩手不干,1.5亿元求收购。一些失去订单的同行,反过来争抢本就缩水的国内市场,一个螺丝从2分钱降到了1.5分。


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就算没有贸易战,劳动密集型大厂也会逐步把低端制造往越南转。”歌尔负责人说,这一定是趋势。回国去看,产线里清一色的中年大叔、大妈。但在越南,还能招到年轻劳动力。不仅人力成本只是三分之一。只要招得到女工,效率不比国内差。


越南女人听话,安分,国内一天做多少,这边也能做多少。都是自动化流水线,“工人就是要像机器一样,不要有那么多想法,这样品质才最稳定。”还有一点,越南女人手小,有些动作,连镊子都省了。


“高端制造反而没必要来,都自动化了,还需要什么人力呢?”


留下必然是血雨腥风,越南市场小,但至少没什么竞争对手。2019年6月陈红以公司名义买下土地,但花的是个人的积蓄,1000万元人民币全是现金。当风险转移到个人头上,股东群里安静了。


求生手段


韩国经理的价值不在于是不是一个好人,而是能搞定客户


土地问题总是在厂房建好后显现。工厂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下陷,这在园区很普遍,夏天潮湿得不行。


但更让李红旗发愁的是,订单也在跟着下陷。去年初上游的兄弟、佳能计划年产1300万台打印设备,到了去年底,计划突然下调了30%。


越南本地市场活力还没有带动,一旦上游大厂吃不饱,更不用提小厂,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不想被锁死,就要拓展品类,让很多客户需要你。工厂会客室里陈列了各式产品,螺丝、转轴、按钮……摆满了一面墙。除了静电刷,大部分不是公司的专业。李红旗几乎每年拓展一个新业务,十年间发展出了12个。


他算了一笔账,有些东西亏本也得做,因为不做更亏。人工、厂房都已是固定支出,没这单生意,还是支出,只有接住单子,资金才能进来。


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一个不小心,资金链就出问题。工厂本打算扩建,现在被迫停止了。效果图上看,计划修成一个U型,现在的形状成了一个“问号”,正像公司目前的处境。


12个业务相当于12家小公司,各立山头,阳奉阴违的事时有,管理风险越来越高。一旦有经理辞职,老板就要颤抖,业务资源都系在个人上。


还得防着中国同行。李红旗一喝酒就话多。同行聚会上,任何话题都不避讳,但一谈到具体业务和客户,就开始疏离,生怕对方偷了自己的优势。


王立林来拜访,因为李红旗有了电镀业务。2018年,越南当地政府收紧了电镀许可证。他看准了机会,搞定了电镀牌照,有牌照也是竞争力。


李红旗清楚,公司业务虽然多,但没有别人复制不了的。“我们的优势是便宜。”


一位长期观察海外企业的当地教授说,这是中国企业在越南的特点,都喜欢做很多业务,把盘子铺大。


李红旗一年回国四五次。平时没事,工厂凑一桌麻将,像样的餐馆太远,往右十分钟就是力帆摩托。这个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霸主被日本丰田取代,现在只剩一个破厂房。几乎所有中国老板都会讲力帆的故事,“质量太差搞坏了中国企业的名声!”


由于这些心照不宣的理由,拓展客户也要技巧。圈子里默认日韩公司的订单最抢手,利润高,回款快。


为了减少交流障碍,日韩企业在当地本就趋于保守。韩国人跟韩国人做生意,日本人跟日本人做生意。不过,当你看起来“是”一家韩国(日本)公司的时候,一切就不同了。


2017年富士康订单落空后,来淘金的王立做进了三星的供应链。他通过中介,找来一个韩国人,再不济也要找个朝鲜人,走哪见客户都介绍这是“经理”,王立本人从不露面。


韩国人不好伺候,住洋楼,请阿姨,“有时接的订单还不够他开销”。最夸张的一年花掉了100万。但王立也财神爷一样供着,客客气气。他清楚,韩国经理的价值不在于是不是一个好人,而是能搞定客户。


见客户握手鞠躬,王立觉得韩国人那套礼仪真管用,好像说完“aniaseyo”,生意就成了。其他方面,无论业务还是中国,“韩国经理都不懂”,也不需要懂。韩国“经理”签完单子,王立只用守着工厂,听着印刷机刷刷响。他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在越南有六成的供应链厂商只服务于三星及LG,盘根错节,像王立这样来淘金的很多,不少明面上是韩国公司,其实背后是中国老板。


王立总想着三年就能回本,现在是第四年,生意越来越难。不少上游韩国公司开始撤离,只要找到价格更低的,就频繁反悔。韩国经理更难伺候了,买瓶矿泉水都要报销。


这是身在越南的另一个现实:就算够到了巨头,也随时可能出局。只要身处低端产业,就很难谈技术竞争力,你做、他做都一样。


北宁省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国品牌  图/《财经》记者陈潇潇


慌乱中,他开始跟最不愿打交道的中国公司做生意。每天在外跑客户,跟家人视频的时间也少了。一家中国光伏企业由于前期过度扩张,已经拖欠了半年货款,“都是同胞,不好催”。


最坏的时候,客户要去柬埔寨开分厂,妻子担心,发来一则暴乱新闻,但他还要养活工人,只有硬着头皮跟过去。一下飞机,手机就被抢了。


王立解释不清楚韩国公司撤离的原因,他习惯了不去想控制不了的事情。事实上,从官方数据来看,不仅韩国,最近两年,日本的投资数额也开始下降。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直接投资总额为91亿美元,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0亿美元。


“可能日本人不会变通,政府过来找麻烦,中国人还知道请吃饭,讲个价。”歌尔负责人说。去年11月,越南大使馆商务局领导跟一众中国企业开会,“中国公司在越南,成绩大于问题。”他觉得总结到位,认真拿笔记下来,“是有问题,但关键是把生意做下去。”


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为了把生意做下去,大厂之间也互相猜谜,追踪着蛛丝马迹。富士康在同一个园区,新规划了一座“巨无霸”,歌尔的人跑去看,好奇要做什么。相互研究才能迅速看对手的动作变化,做出反应。


这就像一个牌局,庄家在那儿看,心理盘算着谁会赢。立讯、歌尔、富士康……这些代工企业就是桌面上的牌客。不管怎么打,打成什么样,庄家总是赢。苹果就是那个庄家。


自2019年歌尔投资越南2.6亿美元后,立讯也立马追加投资。两家公司一直在较劲,目的是绝不让Airpods的订单大头落入对方之手。都是组装活儿,技术上大家都差不多,就比修厂房。


在北宁的一处工业园区,《财经》记者看到了正拔地而起的歌尔厂房。为了赶在2019年底前竣工,工人们24小时轮班倒。一位现场的建筑公司人员说,承接过比这更大的项目,但要求如此快的,还是第一次。


订单争夺战中,一些日本和美国公司提前出局,其中不乏王立林的潜在客户。去年6月,一家日本客户已经裁员了一万人。一位相关人士分析,日本公司的问题是管理成本高,很难有中国公司的价格优势。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王立林有一次提到供应链的圈层,他指着自己,“虾米”。一级一级吃下去,如果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只能被吃得死死的。


韩国人撤离后,找办公地点变得容易。在北宁市中心一处出租写字楼里,王立林和越南房客僵持在了家具上。“简直是坑人。”王立林小声对《财经》记者抱怨。对方要求他买下全部家具,才肯走人,“还不是实木的”。


王立林坦白,曾去找其余十多家潜在客户,有意愿但量不多。“只有这边买不到才想到我们。”


“其实大多数企业还处在豁免期。”歌尔负责人说。尽管有30%本地制造才能免除关税的政策,但政府针对外企有各种减免,越是高科技,减免力度越大。这也是歌尔和立讯疯狂抢占Airpods的原因之一。


Airpods被越南政府列为高科技种类,一旦拿下,就能申请到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有利于优化利润结构。


对于想过来找机会的下游供应链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处在豁免期意味着零部件的进口,暂时不会被要求加税。“如果算下来在当地买更贵,还是会从国内进口。”歌尔负责人说道。


“等各种政策红利一吃完,巨头就走了。就像当年撤离中国时一模一样。”


王立林越来越发现,在这个被政府和巨头拉起来的市场,没有珠三角今天那种脚踏实地的土壤。资本总是趋利,小公司要在本地发展很难,至少前期要付出代价。


对于王立林来说,这个代价就是可能会滚上更大的资金风险。


王立林来回走,把所有房间的电源开关都试了下,又数了数,有三个厕所。不算寒碜,最后妥协了。工厂建成之前,得尽快挖掘到新客户,没有办公室,容易被当成皮包公司。


但他让房客把墙上的名人名言都带走,其中一条是马云的:“要跟对老板”。王立林觉得不对。这个圈子里到处都是坑。跟着客户来之前没有合同,哪怕你是被捆绑。有的只是一封邮件一条短信一句话:你来不来,不来以后没订单。出了问题,就自认倒霉。


去年9月,买地后的第三个月,陈红陆续给几个东莞朋友打了电话,劝说他们入股。这家只专注螺丝的东莞小公司,决定打破20年来的传统,要把业务扩充到六种品类,为了发展,也为了更安全。


但这对资金链的要求更高了,根据规定,扩充业务种类,需要增加投资额。去年11月,《财经》记者在北宁工业局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一进门,办公室墙上挂着“招财进宝”四个大字。王立林递上中国红茶,没有忘记办事员的爱好。


“800万美元会不会太高了?”他小声问。


人口红利真相


越南最低基本工资从2008年的平均400元涨到了1200元。加上各种福利补贴,超过2000元。照此发展,赶上国内只需三到五年


与“世界”接轨后,李世华反而焦虑了。白天西洋参不离口,晚上还失眠。都是大生意大买卖,“驱动力不同”,他不再是“小老板”了。不到半年内,又在隔壁工业园区租了一更大的厂子,以备接更多更牛的单子。


跟多数中国老板一样,李世华在快速增长上孤注一掷,希望到第一年底把工人数扩张到500。实际上只有100人。厂房比所需空间大了三倍。


但李世华有信心,因为靠近富士康。他在富士康门口不远处立了一个牌子。


富士康和三星长期争夺工人,三星为了保持优势,不允许自己的供应商开出更高的工资。招人牌子只要往门口一挂,第二天就会收到警告。


歌尔负责人发现这些供应链来得越多,工人越不好招,尤其是女工。即便招到,有时也留不住。来的工厂多了,总有开价更高的。


富士康工厂门口,骑着摩托下班的工人  摄影/《财经》记者 陈潇潇


“越南人又不傻。”阿杰是我们的司机,老婆马上生二胎。以前没钱赚,只知道玉米倒伏,现在看到了利润,何况还要养家,“会挑的”。


几年前阿杰在台湾开挖土机。工厂越南人就两个,早晚轮班,24小时不停。台湾老板说,“给你们加班给你们钱赚”。但阿杰知道,台湾人不愿加班,上完8小时就走了。问他为什么回来,“存不住钱。”


有工人才能有订单。去年11月,歌尔厂房抢先修好,抢了4条Airpods产线。眼看就要扩张,但女工越来越少,到了年底两万工人,一半都是男工。早上巡视产线,有男工把脚抬到桌子上。苹果公司派人来看,人没招够,立马掉头去了立讯,后者拿了大头。


歌尔负责人担心这么下去,迟早“鱼死网破”。但他还是每天都接到国内的咨询短信,“越南能来吗?”


自2009年起,三星已在越南设下8个工厂和1家研发中心,总投资超过173亿美元,占越南出口总值的五分之一。但这两年也不断把低端手机组装线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转。


“这是一种趋势,韩国公司在找下一个新战场。”歌尔负责人分析,越南还没做起来,但“红利”快吃尽了。


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当地上游大厂都在盘算。工资已经一年一跳。越南最低基本工资从2008年的平均400元涨到了1200元。还招不到人,加上各种福利补贴,超过2000元。照此发展,赶上国内只需要三到五年。


至于下游的小鱼虾米,看不到那么远,只能见招拆招。去年下半年起,有日系公司越南工厂每个月辞工1000人。上游一动,李红旗很紧张,竞争已经开始了,有些人必须要留。


尤其是那些难于培养的技工。国内都是抢着求师傅教本事,越南反过来,要求要哄。发展出电镀后,李红旗想带技工,对方一闻,连忙摇头,化学试剂的气味太重。要干,得加工资。


好不容易培养了,又被人挖走。“中国企业互挖很正常啊。”李世华动了挖人心思,他说人事已经出动,锁定了好几家。这让李红旗气不过。


大部分人心里清楚,中国制造无可取代,为供应链网络供给庞大人力资源的是2亿有技术的劳工,上进又肯加班。“动不动就去劳工局告你。”去年夏天,王立发现两名员工坐在门口偷懒,也不拉闸,任由机器在身后轰隆隆作响。这不是第一次了,索性裁掉了人,结果被告了。赔钱是小事,关键是“开了个坏头,其他人都学会了”,两名员工在台湾待过。


他开始把这些越南人分为两类:去台湾打过工的和没去过的。再招人,会先问:“你中文哪里学的?”


疫情黑天鹅


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其实在走钢丝,只是最初没有察觉


按照计划,王立林的工厂今年6月竣工。看到中国企业源源不断来,他盘算着也接一些中国客户,利润低就低一点,前期做大规模才更稳。


但是计划打乱了。今年2月,武汉新冠疫情后,越南政府立刻封锁了中越边境。王立林当时在老家过年,人过不去,工厂建设只好暂停。


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是“卡住了”。但卡住却不一定关疫情的事情。大量的中国公司在前期疯狂扩张,横冲直撞,现在,先前冒进的负面效应集中体现了出来。


跟当地很多接单厂一样,陈老板的订单悉数暂缓了。他盘算着疫情一过再继续做,两处厂房的租金还得照付,工人也得稳住,资金链紧张得不行。


今年6月,再联系到陈老板,他已经转头在东莞开起了口罩厂,“买熔喷布找我。”他发现,到头来,自己还是个小老板。


也有部分客户取消订单。很多企业因此撑不住,直接退租了厂房,到今年6月,疯涨了一年多的北宁房价下跌了10%。


即使有订单可做,也没辙。越南缺少熟练技工,关键岗位要靠中国人。一些日系公司紧急转移了订单,但很多中国师傅和老板都过不去。


有老板直接跑去了柬埔寨,想绕一圈,结果在当地待了两个月后,打道回府。到今年6月,只有立讯等部分中国企业,能通过申报的形式,过去一些技术人员。


大厂也难以幸免。韩国疫情暴发后,三星将希望寄托于越南,转移了大量订单。却发现大批的原材料堵塞在中国。越南手机零部件严重依赖中国进口,当地缺配套、缺技术工人都是原因。


疫情期间,越南工业和贸易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汽车、电子产品和手机制造商在获取供应和材料方面遇到了困难。


许多供应商在越南的库存只能撑2到4周。这其中包括摄像头在内的关键元器件。蓝思、伯恩在内的三星配套厂都因原材料供给问题,产能来不及恢复正常。


有人开始反思,如果没有贸易战,越南是否还值得来。前期火爆的真正原因,是这些供应链企业无法抵抗大厂的利润诱惑。


多数人认为,越南只是中国供应链的外溢,只能承接一小部分。但无论是多小的产业链的转移,也总是伴随巨大而漫长的代价。对于小厂来说,可能更为残酷。


王立林坦承公司做过最坏的打算。“但如果我知道风险很大,就不会去了吗?”只要处在价值链的末端,这个过程就会循环反复下去。


有时,他也纳闷,公司买了日本设备和磨具,但在一些高精尖的产品上,还是差一截。他反思,差别还是在人和管理。中国制造需要升级。


北宁工业局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政府已经着手申报开发第二期工业用地,但不会比之前更多,整个2019年下半年,他约见中国企业的次数多了,满意的数量反而更少了。他已经拒绝了70多家企业。


被拒理由各不相同,除了不符合电子和高科技的定位外,有一条底线:产业要环保。

从大面上看,越南无法形成中国那样密集、完善的供应链,但如果越南政府做得好,这可能会是一个经过筛选,且更规范的市场,规避前人的教训,最大化外部经验,一旦技术沉淀下来,就有发展自身竞争力的可能。但这取决于很多人多层面的共同努力,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巨大的不确定性下,每个人早就都把最后的宝押在了土地上。


2019年初,陈红到那片还是农田的园区厂地考察,她从宣传册上看到,场地对面将有一个商场,她笃定这块地一定会增值。去年12月,她在东莞告诉《财经》记者,哪怕生意失败了,这也是一笔划算的投资。


但那天,陈红还是反复问,那些中国老板真的有信心吗?王立林明白她想要的不是数字,她想要的,只是一个信心。


(应受访者要求,王立林、陈红、李红旗、王立、李世华、李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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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周瑾 jinzhou@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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