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反思爱国

【发布时间:202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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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反思爱国

理想国imaginist 理想国imaginist 2020-08-04


电影《鬼子来了》


爱人,爱乡,还是爱国?“恢复中华”有多难?这个世界到底谁“化”谁?“民族主义”也有高低优劣?落后民族革命为什么离不开外援?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枢纽?……

如果抛给你上面这些问题,联系近现代史,写一篇“作文”,你会如何作答。这些“中国之惑”,是史学家杨奎松在其著作《“鬼子”来了》一书中试图回答的,“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又作何理解?可能回答见仁见智,但如果脱离历史只盯着眼前凭着当下,是南辕北辙、乃至误国。

重读《“鬼子”来了》,更多感慨,尤其是在所见今日民族主义现状。

???? 划重点


1.1899年梁启超之所以会专文谈论“爱国”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想要回答中国人为何会“不知爱国”。


2.由纵的时间轴,我们理当可以看出,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在民族国家意识及其制度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渐进性;愈到近代,由于生产力大发展,人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愈显密切,民族国家对个人的影响作用也愈强。


3.由横的社会轴,我们亦不难发现,社会不同阶层与民族国家利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愈靠上层愈易感觉到此种关系之重要,愈靠下层却愈不易感受到此间关系,因而愈易麻木并隔膜。


4.西方国家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基本原因即在于从海上到陆路的交通能力的改善,彻底改变了农耕条件下人群与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的状况,使得世界迅速变小,最终促成了社会生活城市化和人民归属国家化。简而言之,生产力亦即科技发展普及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关系必强,反之必弱。


5.经历了两三度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运动的洗礼,当日本大举入侵时,国人中“不知有国”,或“不知爱国”,愿意充当伪官、伪军,甘于顺从、合作或发国难财者,依然比比皆是。反过来,如果压榨太甚,哪怕是自己国的政府、自己国的军队,战争期间民众也一样反抗。


6.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革命与战争此起彼伏,传统中国的正统倾覆后,道统、法统随之而去,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主义之争、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愈益加剧了国内各派寻求外部力量来解决内争问题的趋向。


7.当然,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党人,不论国内出现了怎样有利的政治形势,只要自身不具备推翻政府的足够实力,革命党仍旧要想方设法取得有力的外部援助。为此,任何外交的妥协或交易,仍旧是不可避免的。



不知有国?

十年前有学者撰文称,1901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在《清议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的论说文章,从地理和历史出发,结合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观点,说明中国人以往不仅“不知有国”,而且“不知国家为何物”。作者指称,多半就是由于梁有此说,导致西方人很早就有同样的说法。影响至今,在西方中国研究中认为前现代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观点,也相当普遍。因此,作者专门花了一些笔墨来做“勘误”说明“中国”古已有之。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化”、“中国梦”等讨论甚至是研究热的出现,中国学人向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论者论证“中国”系“自古以来”的著作文章变得越来越多了。不过,不论出自怎样的角度,这样的论证在中国又何尝断过?尤其是20世纪初期,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党,凡投身于政治者,几乎都是救国论者,谁会怀疑 “中国”古来有之?!不仅没有改良派、革命派会怀疑,而且他们中有人往往还像辜鸿铭一样,对中国五千年文化充满自豪,乃至于敢大胆预言,下一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比如,1899年梁启超就曾在中日刊物上公开宣告:“我中国之进化,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欧洲之文明,与我相比,不啻霄壤。”只要政制改革,把国家由一家之私产变为人民之公产,“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豫断言者”。

对中国如此自信且自豪的梁启超,如何会“不知有国”呢?

查《清议报》,可知是有学者搞错了。《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一文的作者并非梁启超,而是“冯自强”。此“冯自强” 者,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讲得很清楚,也是当年十分活跃的写手之一。只是,他是一名年轻的留日学生,真名叫冯斯栾。

把冯自强的这篇文章和梁启超此前发在《清议报》上的文章稍加比较,即可了解,冯文基本上只是在梁文已经讲过的一些观点上再做发挥罢了。但是,冯文发表时,八国联军已经侵占了北京,由于耳闻目睹的一切,作者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显然不像先前梁启超那样乐观了。

冯自强看到了些什么,导致他变得沮丧起来了呢?

多年前,美英等国披露了大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的历史照片。如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看到这些照片。大量照片及历史档案都显示,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行动中,参与攻占天津和北京作战行动的不仅仅是外国人,还有不少经过相当训练的中国士兵,英军的主战部队就是数百名中国士兵组成的所谓“华勇营”。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天津、北京的众多平民百姓,或成群地求助于联军保护,或大批帮助联军运送物资,或兴致勃勃地围观八国联军攻城,或热心帮助联军翻墙进入皇城,或充当刀斧手,替联军砍杀捕捉到的义和团分子,或送挽联痛悼死去的外人,送锦旗称颂联军功德无量……

“华勇营”士兵与洋人合影

 
很显然,这正是冯自强感叹国人多半“不知有国”的原因所在。他不无痛苦地写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一语,几为吾支那人之习惯。……夫国与国相争,无论是非,凡是国民者只有协力一致,未闻反有迎外人者。”然而“今回之变,闻有跪迎外师者”;“有争书顺民之旗者”;“闻某地有二千华人欲同编入异国之籍”者 ;“有异国夺吾土地,而反有电贺之者”。作者愤然称: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族属稍异,即“屡不甘服英人管治之下,誓不得自治不已”。何以我国人“气沮骨脆”,外人强势以临,吾人即“甘于下心低首婢膝奴颜以服之”?!“果如是,此国此种能立于世界一日乎?”

熟悉这段历史者多半了解,自1840年以来,每逢中外冲突和战争时,类似的场景总在上演。除非外人的行为直接伤害到了族群利益,会引发诸如“三元里抗英”那类局部的反抗外,普通民众对外人与官府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常常会抱着一种旁观态度。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中就有了由中国士兵组成的成编制的队伍。太平天国的起义军也曾要求与英军联手进攻广州。更让今人难以接受的情况是,列强军队在中国征用的大批劳工,常常乘着战乱对自己的同胞大肆抢劫,大批商人亦乘机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

对于这种情况,有时连外国人也会感到纳闷。1899年梁启超之所以会专文谈论“爱国”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想要回答中国人为何会“不知爱国”。他的解释是:“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这是因为,历史上之“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 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为什么过去不知有国,如今却知道国家之重要了呢?当时所有知识人都清楚国人过去对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偏差。那么,这偏差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对此,梁启超有过解释。他说:“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苟无外侮,则虽兄弟之爱,亦几几忘之矣。故对于他家,然后知爱吾家;对于他族,然后知爱吾族……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

冯自强在这方面的看法多少不同于梁启超。他做了更深入的解读。他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生产力发生了大变化。由于物理学大进步,“蒸气、电气发明,藉轮船、 火车、电线之力,使地球之距离缩小。昔日所梦不及之地,引之如在门户;昔日之老死不相往来之国,致之若在比邻”。如今西方已大进步,中国却极落后,以致“强国大邦纷罗左右,侵入之力日深,竞争之局日烈,皮色、风俗、言语、习惯、文字,种种与己昔日所习见者迥异”。两相对抗的结果,中国屡被列强所破,辽东、台湾继失,胶州、威海、旅大、九龙,连连见夺;今日更遭多国之师直逼都下,迫为城下之盟。这种情况下,国人中稍有知识者,自然不可能“不知有国”了。

证之以1904年陈独秀《说国家》一文,此说确有事实依据。陈文即称:“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

问题是,在中国,有知识、明时势、能了解此中利害者能有几何?梁启超已经注意到,沿海各口岸因与外界接触早,“过去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尤其是大批迁于海外者,因远游他国,则爱国心尤盛。但中国多数地区交通不便,内地同胞多半一生“不出乡井,目未睹凌虐之状,耳未闻失权之事,故习焉安焉”,依然生活在过去时代,自然 “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云尔”。而冯自强的文章却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沿海口岸的多数百姓其实还是一样“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不仅“不知有国”,而且全不在意华夷之别,遇事只以自身利害为念。

坦率地说,上述介绍和讨论不过是想引申出纵、横两条观察历史的线索。由纵的时间轴,我们理当可以看出,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在民族国家意识及其制度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渐进性;愈到近代,由于生产力大发展,人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愈显密切,民族国家对个人的影响作用也愈强。由横的社会轴,我们亦不难发现,社会不同阶层与民族国家利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愈靠上层愈易感觉到此种关系之重要,愈靠下层却愈不易感受到此间关系,因而愈易麻木并隔膜。

影响这两种关系由弱而强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是生产力,特别是科技发展和交通发达的程度。西方国家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基本原因即在于从海上到陆路的交通能力的改善,彻底改变了农耕条件下人群与人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的状况,使得世界迅速变小,最终促成了社会生活城市化和人民归属国家化。简而言之,生产力亦即科技发展普及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关系必强,反之必弱。那些身处近代交通讯息传播网络范围内的知识人,感受各方面冲击最切,其对民族国家问题往往也最敏感。

当然,我们这里不能不提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前述梁启超当年再三强调的“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因为“国乃积民而成”,非使国家为国民之公产,“一切与民共之”,断不能使国民真爱其国也。

无奈,20世纪初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社会条件下,除了历史上的部落制及城邦制外,国家多半只是代表着权力正统的君主、代表着政治正统的官僚和代表着文化正统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寄身之所。理当“精忠报国”者,君、臣、 士而已。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只有纳粮服役的份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然不会在意朝代更迭和谁当皇帝。就像管子所云:“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谁给农民利益,农民就烧谁的香。

可悲的是,庚子之变过去了几十年,中国经济、政治的进步均十分有限。经历了两三度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运动的洗礼,当日本大举入侵时,国人中“不知有国”,或“不知爱国”,愿意充当伪官、伪军,甘于顺从、合作或发国难财者,依然比比皆是。多数沦陷区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就像姜文拍的那部《鬼子来了》里的山区村民,只要不伤害到自己,大家出工交粮,照样过日子。

电影《鬼子来了》


反过来,如果压榨太甚,哪怕是自己国的政府、自己国的军队,战争期间民众也一样反抗。抗战最后几年在大后方就接连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民变,最引人注目的是已经到了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西部分地区不仅有部分民众乘机围攻溃退的中央军,甚至还有人公开出街持旗欢迎日军。

回过头来看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这近百年的历史,一个严重制约着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因素,就是农村人口的庞大与农耕文化影响之根深蒂固。清朝中央帝国轰然崩塌后,首先膨胀起来的就是基于族群意识而生的省籍与派系情结。即使是发展中的城市里,也是同乡会馆林立,全国性政党内部也一样会以地域方言形成派系,且互不相下。民国年间地方势力之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每每不得不迁就妥协,国民党虽一度成就统一,却难免最终瓦解,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建立统一国家意识的问题上,中共夺权后做了很多——上至改革汉字、力推普通话,下至把喇叭安到村子里去,定期组织不识字的农民念报学习搞运动之类。不过,直到“文革”,在我所在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附近一个小村子里,有位大娘告诉我们,她和许多人还是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不知道外面是啥样。当然,这个国家对她的改造还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走进她家厅堂就会看到,左手边灶台正上方熏得黑黑的土坯墙上就贴着一张已经发黄且满是油渍的领袖像,传统的灶王爷早就不见了。

电影《活着》

与外国委蛇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可能遭受瓜分的严酷现实,国人在救亡或建国问题上,很少会像今人那样血气方刚,亢奋张扬,坚持“自古以来”,寸土不让。那个时候,主张灵活求变以保种自强的意见比比皆是。像张之洞提议与俄国密约共同对付日本、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像谭嗣同主张出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边缘寒瘠之地,以偿赔款并供变法之用,免受种种拖累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就算辛亥前顶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也绝不像今人那样把边疆民族地区看得那么重要。在他看来:各民族最好“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如果不是列强环伺可能威胁汉人土地,对于西藏、回部、 蒙古,最好“任其去来也”。

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宣告了“五族共和”的国体,依旧没有解决中国的疆域范围和民族归属问题。不过,清帝逊位诏书提出“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国主张后,孙中山亦不能不接受“五族共和”了。因此,面对外蒙古和西藏相继宣布“独立”,满洲早就落入俄、日势力范围的情况,他也曾有所表示。他公开承诺:待多年之后,我兵力充足时,一切当可恢复。否则,我“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革命与战争此起彼伏,传统中国的正统倾覆后,道统、法统随之而去,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主义之争、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愈益加剧了国内各派寻求外部力量来解决内争问题的趋向。

据有史可考的记述可知,最早寻求外国援助的是孙中山。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遭到惨败,次年3月被迫要求停战并开始与日方谈判。这时,孙则计划在南方的广州发动起义,准备与日本南北夹击,乘机夺取广东地区。他为此亲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求见日本领事中川恒次郎,请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帮助他领导的革命党推翻清政府。

电视剧《走向共和》

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在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身上。因维新变法失败,二人也曾先后多次游说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等,希望能向日本“借兵并兼请声援”,或“在日本雇兵五百名”并将官,以攻打广东省。

相信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基于传统的“春秋大义”和“尊王攘夷”观念,明末清初早就有过中国的士大夫纷纷去日本乞师复仇的先例。因此,晚清康、梁,乃至孙中山等人这时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但是,随着革命党人纷纷主张借助外人武 力,甚或请外国出兵推翻清廷,康有为的态度已有所改变。身居北美,对国际政治多少开始有所了解的他并没有直接反对 “托外人运械”、“请外人练军”,甚至也没有批评“请外国借兵” 或“与外国立约”的做法,但他相信:“各国皆堂堂大国,可取之则取之,谁肯与乱党结盟哉?何必待与乱党结盟哉?”他并以波兰、埃及独立运动得不到列强援助和洪秀全推翻清廷的革命反遭英国洋枪队镇压为例,说明革命党乞求外力援助毫无前途,一旦造成义和团那样的内乱,反而会引来外国干涉。

对于康有为的观点,革命党人自然不认同。章太炎就写文章公开声言 :“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如此虽仍有引发外国干涉之可能,但革命党运用得当,“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随后的事实也证明,外国未必不会援助革命党。

1913年,孙中山揭旗反袁,但旋即失败,便躲去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并筹建“中华革命军”。1915年夏,袁世凯酝酿复辟帝制,日本政府因对袁亲近英美不满,故明确表示反对。因此,孙中山得以乘机在日本军方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组建“中华革命军”了。

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军”分为了四部分:一设上海,称东南军;一设广州,称西南军;一设陕西三原,称西北军;一设山东青岛,称东北军。实际上,随后真正成军者,只有设在山东青岛的“东北军”。“东北军”的经营范围,亦仅山西、直隶、 山东三省而已。之所以叫“东北”,因为按“中国本部”十八省的范围,此三省位于东北而已,与人所共知的东北三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此东北所以不含彼东北,内中的原因很明显,因为整个 “中华革命军”计划,特别是1916年3月开始在青岛组建这支“东北军”的计划,主要是靠日本人出钱、出枪,甚至出人、出地方。像青岛这时就在日本军队占领下,部队军事骨干主要 也是留日士官生和日本浪人。孙中山早年结识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负责东北军的“武器输入”,并捐赠了一所“飞行训练学校”;日本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则出任东北军的顾问,负责协调与日本各方的关系。日本驻军还一度利用他们控制的胶济铁路和沿线地区的便利,协助东北军打下潍县,挺进济南。不难看出,孙中山把这支部队称为“东北军”,怕也是有意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得到日本帮助,组织起一支军队来与中央政府作战,并非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经历。他的成功实际上只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当年6月6日,袁世凯突然暴毙,日本当局很快就改变了对华策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再也得不到日本军方的支持了。没有日本军方的默许,失去了来自日本人的经费援助,这支军队也就失去了活动和存在的基础,最后不得不交给北京政府改编了事。

当然,孙中山依旧需要借助列强之力,才能达成自己的革命目的。因此,此后的孙中山还是利用一切可能,向日本、法国、美国甚至德国各方寻求经济上,特别是军事上的援助。但读孙中山1917年开始撰写的《实业计划》的小册子即会发 现,自辛亥革命前就一直在试图通过向日本许诺出让满蒙权益以换取日本政府援助的孙中山,这个时候对满洲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实业计划》英文版


在此前,孙中山总是告诉日本人说:满洲原为满人的土 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需要。日本人口年年增多,资源贫乏,满洲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当能满足日本之发展。故中国革命成功,必将满洲交给日本开发和管理。然而孙中山这时却明白写道:“中国十八省之土地,现乃无以养四万万人。” 因此非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移民不可。尤其满洲“为中国最肥沃之地”,“森林、矿产素称最富,金矿之发见于各地者亦称最旺”。该地所产可用以代肉的大豆,足以供给日本和中国并向世界出口;所产小麦,亦足以满足西伯利亚东部所需。故大力发展满洲之铁路、工业和农业建设,对中国极具重要意义。

他并且宣称:“今中国已醒觉,日本即欲实行其侵略政策,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即不幸中国为日本所占领,不论何时何处,亦断非日本所能统治有利。故以吾之见,日本之财政家当比日本之军阀派较有先见之明,此可以满洲、蒙古范围地之争持证之。以财政家得最后之胜利,如是日本即舍弃其垄断蒙古之政策,而与列强相合成立新银团。若此新银团能实行其现所提倡之主义,吾中国人素欲以和平改造中国者,必当诚意欢迎之。故为万国互助者当能实现,为个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当消灭于无形矣。”
 
但是,孙中山从来也没有变成一个反日分子。他所领导的反满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众多日本浪人的帮助,包括在几乎是毫无成功希望的历次起义中,往往都有这些日本友人的身影。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仅辛亥革命前就有 一千三百名日本人死在中国,包括和孙中山及同盟会关系密切的黑龙会的七百余名成员。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日本军阀有侵略中国的野心,他自然也清楚,他那些最坚定地支持中国革命的好友,诸如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顾问头山满,以及成员宫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 知、池亨吉等,都强烈希望开发中国的满蒙地区,因为黑龙会的宗旨就明确主张要“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然而,这多少有点像缅甸的德钦昂山 (即昂山将军)一样,两害相权,总有轻重和缓急之分。

昂山等人当年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当他发现可以利用日本人来赶走英国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走上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昂山后来也讲,1941年不得不决定要不要与日本人合作时,他也犹豫过。因为此前从报刊上也看到过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报道。但日本人能够把他从一介青年学生变成一个能打仗的军人,并且能援助他组织缅甸自己的军队和英军作战,这样一种前景还是让昂山兴奋不已,因而下决心接受了日本人的训练和武装。

昂山开始对日本人不满,是跟随日军一起赶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之后,日本占领军实际上取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地位,缅甸人并没有就此获得真正的独立。因此,当盟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战败的命运已经确定无疑时,以追求独立为目标的昂山,最后还是指挥手下的军队发动了抗日的武装起义。也正因为如此,建国后的缅甸人并没有因为昂山曾经与日本人合作过,就视之为缅奸。恰恰相反,人们多半高度肯定他的成绩与贡献,因为,他毕竟两度成功领导了反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值得被尊为缅甸开国的“国父”。

孙中山没有活到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但是,1917年以后他在与日本人谈到满洲问题的时候,口吻上还是有了一些变化。他仍旧需要日本人的援助,因此,私下里仍旧承诺革命成功后可以将满洲委托给日本人来管理,但是他同时也不止一次地在强调: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要把主权保持在自己的手里。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微妙改变,特别是他在满蒙权益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清楚地说明他最终注定是会让那些始终梦想着占据满蒙地区的日本人失望的。特别是当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掀起一波强烈的反日高潮之后,孙中山甚至不能不转而迎合国人当时的情感,公开表示:“余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并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洲各地。……日本绝无可以占据胶州、青岛之理由。”

当然,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党人,不论国内出现了怎样有利的政治形势,只要自身不具备推翻政府的足够实力,革命党仍旧要想方设法取得有力的外部援助。为此,任何外交的妥协或交易,仍旧是不可避免的。再凑巧不过的是,这个时候中国的毗邻突然间诞生了一个革命的苏联,它同样需要革命的盟友,而且还格外热心想要通过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来巩固自身的胜利,进而壮大自己的力量。
 
于是,始终没有能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的孙中山,很快便转向苏联要求援助了。第一次,他几乎是毫不掩饰地要求苏联出兵中国,经新疆、甘肃,深入四川,直接帮助他在那里的革命党同志发动起义。第二次,他降低了要求,请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但仍旧要求红军进兵新疆,以便帮助国民党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建立两个军事基地,就地招募和组建两支上万人的革命军队,然后协攻北京。
 
孙中山这回算是找对了地方。苏联人虽然没有答应孙中山出兵和在新疆、蒙古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却帮助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把广州建成了一个革命的政治军事中心。五四运动之后的孙中山显然也颇感满意,因为他拿来和苏联政府做交换的代价远比过去向日本求援时小多了,他只是允许苏联红军暂时在蒙古驻军和同意中东铁路之管理应维持现状而已。


《“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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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许多人不爱国?在不同的语境中,“民族主义”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又有何差别?中国近代的发展究竟应该以谁为师,而老师为何总是欺负学生?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枢纽?“中学”和“西学”到底谁“化”谁?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幸福终点站?......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首部专栏结集,剖析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面向。  

当旧朝代遭遇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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